随着影视飓风播出《洋人丢的电子垃圾，都去哪了？》，代表这个B站的超级大号也开始进军“外国人文纪录片”领域，成为此品类的新玩家。
很大程度上，这也是年轻人视频趣味的新风潮。在B站随意搜索一个国家的名字，过去出现的更多内容可能是旅行Vlog，现在越来越多的“人文纪录片”开始涌现，虽然它们的质量是参差不齐的。
《洋人丢的电子垃圾，都去哪了？》截图
这不仅是一种趣味，也是一种被证明的商业模式，以食贫道2023年的付费长片《迷失东京》作为例子，该长片上线7小时付费收入就破百万，成为第一个商业爆款。
中国是一个各个领域都剧烈竞争的社会，外国人文纪录片的潮流，可能才刚刚开始。
01.
“世界给中国人看”
展开剩余91%2021年前后，不是中国人开始看世界的起点。在这之前，中国已加入WTO整20载，深度国际化也让大量国人有海外经历。但可能在过去，这些故事的讲述者并不是中国人，中国人看外国，总有一些文化隔阂，那么这种文化隔阂，是如何打破的呢？
最近发生的一切，是叙事权的回收与替代。外国人文纪录片潮流，本质上是“世界图景再本地化”项目，建立一种“自己人给自己人解释世界”的叙事闭环，以国人的语汇，国人的情感，国人的价值好恶重新描述世界。这远远超出了单纯的翻译或搬运，而是对世界图景的重新筛选和再阐释。
《年会不能停》
其背后根本的动机是话语权和视角的转变，如同小红书年初的“全球对账”，从国家到国民都开始呈现出对世界主动参与的底气，这种底气来自国家角色转变，来自更多国民在海外的实际经验，也包括国际局势变化中，中国与外国频繁碰撞而产生的“解释外国”的民族主义动因。
在这个背景下，年轻人急需一种“平视”甚至“俯视”的视角，来构成新的叙事，从“民族学”的角度来看，不再是世界审视中国，而是中国要开始以中国的视角审视世界。这种审视不是为了真正的研究，而是为了满足审视背后的情感，两种情感应运而生——“祛魅”和“怜悯”。
对发达国家，以“祛魅”验证幻灭，侧重于揭示西方国家的社会困境，验证“西方并非天堂”或“世界充满混乱”的观点，呈现出发达国家的崩溃。
对欠发达国家，以“怜悯”反证发达，采用一套民粹主义视角，挖掘所谓“欠发达社会的个人悲惨”，以此建立心理优势，对自身环境获得优越感。
在这些视频中，西方国家的混乱，欠发达国家的无能，都不是从纪录片中获得的全新感受。它们不属于纪录片传统的“探索未知”，而是变成了“印证已知”。这一点能看出这一轮“外国人文纪录片”的与经典纪录片的区别。
这是一种“比烂逻辑”下的止疼药，真正起作用的是“相对剥夺感”。
02.
在B站看纪录片的体验
除开视频本身，B站作为关键平台也在里面起到重要的作用。第一点是弹幕，这些播放量上百万甚至千万的纪录片，有着大量的弹幕，对于纪录片，弹幕是某种“增强现实（AR）滤镜”。
弹幕在时间轴上往往比画面内容出现得更早，例如，当画面刚出现流浪汉时，弹幕提前刷出的“丧尸”、“自由的气息”抢先定义画面性质，抑制观众本能的怜悯，转而开启嘲讽，像一种“认知抢跑”。
厚重的弹幕经常直接遮挡画面，遮挡人物的面部表情，阻断纪录片中真实人物与观看者连接的可能，导致人物被“非人化”为一个模糊的符号。
这种符号梗化，超出纪录片本身，形成一种全网共振的阴阳氛围，例如出现贫民窟时满屏刷过“战损风”，出现不幸的海外华人满屏飘过“回旋镖”，受苦者不再是人，而是一个被验证的“逻辑节点”。
如果“外国人文纪录片”本身就用其事实选择和阐释将观众与真实世界隔离，那么弹幕将形成一种强大的二次隔离。
在一部关于韩国的纪录片中，因为韩国地方宗教有很多采用佛教或道教元素，弹幕就会大量出现：“学杂了”“逻辑混乱、胡编乱造、专门割韭菜”“抄作业都抄不明白”等文化沙文主义梗；在关于菲律宾的一集中，面对贫民窟画面，大多弹幕是“国企的重要性”“土改就是胜利”等分析框架；在关于泰国的一集中，当出现托钵僧时，屏幕上是“又要到饭了兄弟们”“泰国铁饭碗”。
弹幕与纪录片内容叠加，几乎锁住了观众观看可能产生的任何思考与感受。这些内容几乎纯粹满足某种既定情绪。
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》
在一个算法平台中，体验不仅在节目本身，也在相关算法推荐中，例如上述泰国节目，右侧推荐除了该频道内容外，还有“玄学秘术”、“有种人祭叫肉莲花主”、“比封门村更猛的地方”等等，从这些推荐中，也可以得见该纪录片对泰国宗教的态度。
如果你点击大量此种视频，首页也会被推荐更多。尤其是算法并非中立的技术中介，而是响应极端情绪的加速器。
在算法平台的推荐中，愤怒、嘲讽、优越感属于“高唤醒”情绪，时长通常在20分钟左右，能有效保证“完播率”，而完播率是算法推荐的核心指标之一。久而久之，这成为了用户对世界真相理解的基本架构。
算法的操纵，弹幕群体行为的抑制，不是一个适合了解复杂真相的氛围。
03.
国别纪录片的伦理难度
纪录片常常用于揭露不为公众所知的问题，讲述整体的个人故事，重述复杂的事实等。
在纪录片领域，很少有国别纪录片，以批判姿态拍摄国别纪录片更是罕见。BBC曾经拍摄《The Story of…》系列的纪录片，例如《中华的故事》（The Story of China）或《印度故事》（The Story of India）。在《中华的故事》里，中国被塑造得深邃而充满活力，它讲述了中国从上古到当代的历程。
BBC另一个国别纪录片则是航拍系列（Aerial Series），主要呈现视觉效果，侧重地理与自然风光。
但以批判姿态整体评价一个国家，其本身几乎不可能，一个国家的历史、阶级、族群、性别、地域差异巨大，在几小时篇幅内很难被综述。近几十年，严肃的纪录片传统多半转向“议题—人物”而不是“国家—全景”的叙事，因为后者几乎必然要用高度抽象、概括性的语言，技术上和学理上都很难自圆其说。
安东尼奥尼1972年的《中国》就是典型的“国别片”，当年在中国被定性为“恶毒攻击”并引发长期政治风波，后来才被重新评价，这一著名案例本身就让很多创作者对“替别国做全景描写”更谨慎。
《中国》
如同我们第一部分讲到的“民族学角度，不再是世界审视中国，中国要开始以中国的视角审视世界”，在当今主流语境，把他国整体端上镜头，在专业圈里本身就被视为可疑。
尤其关于“非洲形象”的争论中，大量研究指出，将这一地区反复以“贫穷、落后、自然原始”的视觉范式呈现，本身就是帝国/旅游视角的一部分，会加深而不是减弱刻板印象。
这使得公共电视与纪录片基金近年更倾向支持“具体议题＋在地视角”的作品，而不是“X国真相”“走进某某国”这种命名。
拍摄国别纪录片的问题是显著的，几乎不可能摆脱“射箭画靶”的创作逻辑，当纪录片只拍摄肯辛顿大街的瘾君子，却故意忽略几个街区外的正常生活；只拍摄印度的脏乱差，忽略其复杂的社会肌理。
在本来篇幅有限，信息量不足的情况下，又在内容编排上大胆进行善恶判断，创作逻辑很难摆脱“低信息量、高情绪量”的苦难景观，这种苦难景观背后，其创作动机则比较可疑。
在当代国别纪录片中，非常难以摆脱的另一个问题是“主体丧失的民粹主义”，当前苦难景观的纪录片存在一个政治正确，即对剧中苦难者的同情唤起，创作者与观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默契——
观众的道德优越，不能以对他国的蔑视完成，而需要以对他国的“同情”完成，同情是一个既有优越感又有道德合理性的情感，现在国别纪录片中有大量此种情节，几乎是某种“贫困色情”，即用极端痛苦和肮脏的视觉刺激来交换点击和情绪。
这些揭露既无对剧中人物结构性背景的了解，又无对其主体性的阐释，外国穷人和受苦者被当作“背景道具”或“工具人”。他们的苦难不是为了被理解，而是为了烘托观看者的优越感。被摄者已经失去了尊严 。
《野梨树》
还有一个很糟糕的预设，就是纪录片的中立，如纪录片的“底层同情”，观众也有一种“伪中立”的政治正确，只要纪录片里面有一个片段不是纯粹批判的，而是展示某种他国合理性，弹幕就会飘过“中立客观”的字样。
但纪录片不是法庭审判，对于国家呈现五五开就是“中立”，不同上述对日本的记录，一方面渲染日本“贫富差距”与“中产跌落”，一方面赞扬日本“保护环境”，“对老人友善”，这并非中立客观。
日本在OECD国家中二次分配后基尼系数中段靠后，贫富差距属于较小的社会，日本的“老人友善”建立于庞大的年金体系，也让年轻人怨声载道。这里的任何话题都有其复杂性，两个正面偏见加两个负面偏见，并不等于构成了中立视角，反而是更多偏见的累计。但在当前的纪录片“语法”中，似乎贬中有褒，维持一个八贬二褒，就是“客观”记录了。
虽然受众期待自己对一个国家能够“盖棺定论”，以此构成自我身份的资源，但这并不是一个应该迎合的情绪。
04.
避免认知失调
这种国别纪录片，本身构成一个权力问题，而这个问题可能导向认知失调，或者简单来说，造成期待与事实完全脱节的风险，在公共舆论中，几乎已经无处不在。
失调的基础是一系列的二重标准，且这些标准制度化和正常化。首先这里的透明是不对称的，观众成为审视者，对他者的社会困境进行微距描摹，却对自身环境既无意愿也无能力进行同等审视。
其次是批判的不对称，这一代青年并非没有批判能力，只是这种能力专门用于解构外部世界，被“出口”了，大量理论被炮制出来理解外国的失败，甚至社会中层的结构失衡，但同样仅限于外国。当然在这里，赞扬与批判的权力也是不对称的。因此在此出现的根本，是一个权力问题。
认知失调的困境是显而易见的，如果此类视频，或衍生视频成为个体理解国际议题的单一来源，世界图景将高度简化。这种认知模型会导致观众丧失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，造成严重的误判。
他们的情感结构也会变化，这或许是最可怕的，他国灾难被异化为攫取优越感和自豪的佐料，观众的人道主义精神会枯竭。
《野梨树》
当然这还远不是最可怕的，除了优越感和自豪，灾难成为戏谑造梗的素材，快感系统与他者苦难连接。这是残忍的温床。在这个位置上，内省无从谈起，这种情感方向的失调将蔓延到整个生活。
当长期浸淫在此种叙事中的受众真正接触到复杂的外部现实，如出国留学或旅游时，会产生强烈的认知失调，或重新回到社交媒体寻求认知的矫正。但往往与所在国现实产生差异，酝酿严重的文化和社会冲突。
这一步是最可怕的，因为暴露于认识失调中，受众为缓解痛苦，往往不会修正认知，而是强化防御机制：因而会带着验证性的目光，刻意搜寻符合过去认知中的细节，将特例普遍化。这对于一个远在天边的人当然无所谓，但对于一个真实生活在外国的人，则会影响人的日常生活抉择，酿成问题。
这里本来想给一个大家早已知晓的解决方案，既清醒意识到，这类视频主要是“情绪内容”而非“知识内容”，不应将其作为判断国际政治优劣的主要依据，而应该交叉接受多元资料佐证判断。
但这一定不是答案，真正的答案在情感结构，一个人为何要真实地了解外国，而不是在接触到这样一个“显而易见”的方案时，不用“外国人不也不全面了解中国吗？”作为一个直白的应对。
趣味与情感的培养与维持，才是这里的关键，但在算法时代，这又成为了最难的问题。
参考资料：
我们聊了“食贫道”的27个充电用户，关于他们会为什么样的内容付费｜新榜
撰文：中李
编辑：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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